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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賣兒童一律判死刑”效果真的好嗎?

金澤剛

近日,全國兩會期間,針對拐賣兒童的犯罪,有人大代表表示,拐賣兒童應該重判,應該對拐賣兒童的犯罪判死刑,讓他們也傢破人亡。與此同時,也有人大代表提出,要加大拐賣兒童行為的量刑力度,將最低刑期由5年調整為10年有期徒刑。

對於拐賣婦女、兒童這一古老而復雜的犯罪現象,我國一直是堅持從嚴打擊和重點治理的。多年來,通過加強刑罰制裁的力度來減少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呼聲也從未停止過,“對於參與拐賣兒童者一律判死刑”的說法亦早就有之。

根據我國現行《刑法》的規定,拐賣婦女、兒童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產:(一)拐賣婦女、兒童集團的首要分子;(二)拐賣婦女、兒童三人以上的;(三)奸淫被拐賣的婦女的;(四)誘騙、強迫被拐賣的婦女賣淫或者將被拐賣的婦女賣給他人迫使其賣淫的;(五)以出賣為目的,使用暴力、脅迫或者麻醉方法綁架婦女、兒童的;(六)以出賣為目的,偷盜嬰幼兒的;(七)造成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或者其親屬重傷、死亡或者其他嚴重後果的;(八)將婦女、兒童賣往境外的。

從刑法的規定可以看出,拐賣兒童罪的最低刑期為五年有期徒刑,這高於故意殺人罪的最低三年有期徒刑,而且,針對八種情節嚴重的拐賣兒童的情形,刑法配置瞭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其中,“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產”,這種絕對確定的死刑法定刑的規定,足以表明刑法對該罪懲罰之嚴。

針對拐賣兒童的行為,加大懲罰力度,威懾潛在的犯罪分子,發揮重刑的一般預防和震懾功能,降低犯罪率,這是多數民眾能夠想到,也認為是最有效的治理手段。但是,具體分析起來,進一步加大懲罰力度,可能並不切合實際。

從近幾年的刑法修訂進程來看,《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相繼取消瞭部分罪名的死刑。雖然對於嚴重的暴力犯罪,依舊保留瞭死刑,但依然可以看出,限制、廢止死刑是立法者秉持的基本態度,也是國際社會發展的基本趨勢。這主要是因為如果頻繁適用死刑,會使得國傢懲罰犯罪過於依賴死刑,其他刑種的價值就會隨之減弱;且易於引導民眾的思想在嚴刑峻法的環境中走向極端和殘酷。事實上,每一種犯罪的形成都有著復雜的社會環境因素,以及罪犯個人方面的原因,如果隻是在犯罪產生後一味地強調重刑打擊,當受刑者對刑罰感受麻木之後,刑罰的預防效果反而會大大降低。

據媒體報道,“2010年至2014年,全國各級法院審結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案件7719件,對12963名犯罪分子判處刑罰,其中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的7336人,重刑率達56.59%。”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首次發佈的《人民法院禁毒工作白皮書》(2012-2017)顯示,2012年至2016年,人民法院對毒品犯罪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共計11.9萬人,重刑率為21.91%。另外,據最高人民法院公佈的數據,2018年,全國一審涉黑案件重刑率達53.98%。

從這幾組數據的對比可以看出,在近年來的司法實踐中,我國對於拐賣兒童的犯罪都是從嚴從重處罰的,也就是說,打擊拐賣兒童犯罪的力度已經站在瞭最高峰。

再者,拐賣兒童犯罪可能是多人共同作案,參與者的作用各不相同,對於主要犯罪人刑法歷來是從重從嚴懲處的,但若對所有的參與者一律判處死刑,不僅不符合刑法理論,亦有悖於刑法的基本原則和區別對待的刑事政策,還將導致所有的參與者失去改過自新的機會,這對於被害人的保護也是十分不利的。

著名刑法學傢貝卡利亞有句名言,“刑罰的有效性不在於刑罰的殘酷性,而在於刑罰的及時性和不可避免性。”從拐賣兒童犯罪現象看,買賣的過程復雜多樣,通常是跨省流竄作案,破案難度大,成本高,很多偏遠的派出所的財力不足以支撐高昂的破案費用。

與此相對應的是,根據公安部的統計,以2014年為例,全國拐賣婦女、兒童立案數量為16483件,其中破獲拐賣兒童案件1460起,破案率不足兩成。不難發現,低破案率增加瞭犯罪分子的僥幸心理,減少瞭法律對犯罪人的威懾作用。除此之外,巨大的經濟利益和龐大的市場需求也是導致拐賣兒童案件發生的重要原因。針對這些因素,綜合多方面力量,設法解決不同層面的問題,這對於防治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或許也是重要的選項。(作者系同濟大學法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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