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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死亡,就終止胚胎移植?醫學倫理別機械

李國煒

夫妻兩人簽瞭人工授精的醫療服務協議,但是男方突然不幸離世,醫院卻機械以“沒有夫妻共同簽字”為由,拒絕不繼續履行服務協議,這合理嗎?

2018年10月,小敏(化名)與丈夫在溫州某醫院進行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治療,並簽署《體外受精和胚胎移植術同意書》。但不幸的是,不久丈夫突發疾病住院,小敏於是通知醫院進行胚胎冷凍。丈夫去世後,小敏和公公(婆婆已過世)要求醫院繼續進行胚胎移植術,但遭到拒絕。無奈之下,小敏醫院訴至鹿城區法院。

無獨有偶,5月22日的《北京晚報》報道瞭一起類似的案例。據報道,2015年2月,小雪(化名)和丈夫為瞭要孩子在北京朝陽醫院進行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治療。2016年10月,小雪的丈夫不幸患病去世。但當小雪和公婆來到醫院,要求將剩餘冷凍胚胎進行移植手術時,卻被醫院拒絕。小雪無奈選擇瞭訴訟。法院最終判決要求朝陽醫院繼續履行醫療服務合同。

丈夫溘然長逝,冷凍的胚胎,是夫妻情感和傢族血脈的重要載體,承載著哀思寄托、精神慰藉、情感撫慰等人格利益。當事人要求繼續實施胚胎移植術,乃人之長情,合乎人倫,還可以適度減輕失去親人的痛楚。為何醫院卻如此“不近人情”呢?

醫院稱:拒絕當事人的重要理由,為按照原衛生部印發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范》(以下簡稱技術規范)規定,實施胚胎移植“必須夫妻雙方書面簽字知情同意”。醫院如在沒取得上述同意書的情況下實施植入術,違反原衛生部前述規定,也違反《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和人類精子庫倫理原則》規定的“單身婦女不得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社會公益原則”。

那麼,醫院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腳呢?

兩傢相隔千裡的法院同樣認為,妻子與丈夫已與醫院簽署《體外受精和胚胎移植術同意書》,醫院實施體外受精術,雙方形成醫療服務合同關系並已進入履行階段。雖然丈夫亡故,但不影響後續合同履行。合同的目的在通過輔助生殖技術生育子女,無論是丈夫生前的意思表示、行為表現及社會大眾普遍認識,胚胎移植是實現合同目的的必然步驟,屬醫療服務合同的一部分,並沒有違反知情同意原則,不構成後續醫療服務合同的履行障礙。

溫州鹿城區法院認為,《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和人類精子庫倫理原則》規定的社會公益原則指向單身婦女,而小敏與丈夫是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簽署《體外受精和胚胎移植術知情同意書》並已實施體外受精,小敏屬喪偶單身婦女,繼續進行胚胎移植術沒有違反社會公益原則。

從法理上來說,施行體外受精胚胎移植手術過程中產生的受精胚胎,具有潛在的生命特質,承載著哀思寄托、精神慰藉、情感撫慰等人格利益,應受到特殊尊重與保護,醫院不得基於主管部門行政管理規定對抗當事人基於法律享有的正當權利。該受精胚胎含有夫婦雙方的DNA等遺傳物質和傢族的遺傳信息,妻子與丈夫的父母與涉案胚胎亦具有生命倫理上的密切關聯性,妻子與丈夫的父母要求進行胚胎移植術合乎人倫。

那麼醫院究竟出於何種考量不惜與當事人對簿公堂呢?據統計,中國不孕癥的發生率大概在10%~15%,也就是說每7到8對夫婦當中就有1對不能懷孕的,人工生殖技術有著廣闊的“潛在市場”,醫院難免摩拳擦掌,希望大“幹”一場。而主管部門為防止濫用人類輔助生殖技術,一直對這一領域嚴加管控。

有理由推測,當事醫院或許為瞭避免因“踩紅線”而失去潛在的“客戶”而采取此等下策,而這樣的做法有悖於“尊重患者的自主權”、“不傷害”等醫學倫理的基本原則。

此時,我們不妨再回頭看看《衛生部關於修訂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與人類精子庫相關技術規范、基本標準和倫理原則的通知》。《通知》明確指出:制定技術規范和倫理原則的初衷是“為瞭防止片面追求經濟利益而濫用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和人類精子庫技術,……維護人的生命倫理尊嚴,把該技術給社會、倫理、道德、法律、乃至子孫後代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和危害降到最低程度,修改稿對控制多胎妊娠、提高減胎技術、嚴格掌握適應癥、嚴禁供精與供卵商業化和卵胞漿移植技術等方面提出瞭更高、更規范、更具體的技術和倫理要求”。

現在問題出現瞭,主管部門此時是否應該回望初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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